刘思慕，应该属于学者型特工，曾追随廖仲恺成为，后经鲍罗廷介绍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大特务头子郑介民。
1933年秋，刘思慕从德国、奥地利留学归来后，在上海为远东情报局翻译并搜集情报。1935年初，他受组织派遣，利用与老同学甘乃光的关系，成功打入蒋介石武汉行营，出任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正式开启了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谍战工作。
1935年3月3日午后，甘乃光开完会来到刘思慕的办公室，把一份文件递给他，说是最新的剿共计划，要他一定要保存好，立即锁到保险柜里去。刘思慕当着甘乃光的面把文件放进了保险柜，然后把钥匙递给了他。
“老同学，难道连你我还信不过吗？”甘乃光笑着说。“我这把钥匙你就拿着吧！”
他迅速浏览了一遍文件，果然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涉及兵力、武器装备、各部驻防情况等。刘思慕立即拿起笔，迅速将一些要点抄录了下来。
傍晚十分，刘思慕离开武昌行营，给上海的联络员黄维祐发了一封电报：货已到手，速派人来取。
按照约定的时间，刘思慕和妻子曾菀来到汉口英租界的太平洋饭店，见到了前来接头的交通员汪墨磬。汪带来了组织上的关心，一再嘱咐刘思慕，身处龙潭虎穴，一定要多加小心！临别时，汪墨磬说：“老刘，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务给我，下次我可能来不了，会有一个叫关兆南的同志配合你的工作，详细情况可以听武昌地下组织的通知。”
听到这一条消息，刘思慕特别高兴。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今后有自己的同志和他一起战斗了，他不再感到孤独，殊不知，就是这一个关兆南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4月初的一天，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访，他叫郑介民，两人在莫斯科留学时是校友，按现在的说法，也算是同学，那时两人就很熟识。
在刘思慕办公室，郑介民大谈他去欧洲的见闻，特别是欧洲强国的军队建设。刘思慕心想，他此行的目的应该不是军事，一定和特务工作有关，就故意用话试探道：“郑处长，看来准备在军界发展了，二处的事不感兴趣了。”
郑介民听罢笑了笑，神秘地说，我这次出国专门考察了德、意的这类组织建设，他们的工作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已经整理了一份材料给蒋委员长，准备大力整顿二处，戴处长也很感兴趣。
夜晚，刘思慕、郑介民、甘乃光一行人在百花酒楼喝酒。在酒桌上，刘思慕又了解到一些二处的新动向。二处的特务势力正在向社会各个角落延伸，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他们的人，有的隐藏很深，非常有可能对革命工作带来危害。刘思慕觉得这些情报十分重要，连夜把二处特务的情况加以整理，把情报抄在纸上，连同胶卷，准备交给将要到来的关兆南。
4月初的武昌，早晚还是带着一丝凉意，清冷的月光洒在大地上，让整个武昌城的夜晚充满了一股怪怪的气氛。
关兆南下了客轮，独自一个人向住所走去。咯吱一声，门开了一条缝，“你找谁？”一个中年男人问道。关兆南立即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从老家来，是范先生介绍的，让我找一个叫李汉祥的人”。
暗号对上了，关兆南刚进到屋里，但一把手枪顶在了他的腰上，“你被捕了！”。
戴笠格外的重视对关兆南的审讯，特意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到武汉负责审讯工作。周养浩软硬兼施，很快就拿下了关兆南。在特务的安排下，关兆南向上海党组织写了一封信，要求派联络员到上海。
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上过学，但此人不修边幅、行为浪荡，一看就是个不靠谱的人。他对地下工作的隐秘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居然主动要求去武昌。陆海防经不起弟弟的软磨硬泡，就派他前往武昌接头，并带去了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敦写给刘思慕的信。
因为关兆南的叛变，陆独步一到武昌，立即被特务逮捕了。陆独步经不起特务的严刑拷打，很快就叛变了。
形势变得对刘思慕越来越不利。陆独步虽然知道的东西不多，但他说出了接头地点和接头人王先生，虽然他不了解这一个王先生到底是谁，却知道此人在武昌行营工作。在他身上，还搜出了华尔敦写给刘思慕的信，信是德文写的，没有写具体的联系人和地址。
4月底的武昌，已经有点闷热了，风轻轻地吹着，随着雨季的来临，长江里的水又要涨了。
刘思慕不知道陆独步的叛变，他同妻子曾菀带着情报，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到了那里，陆不在，茶坊却一反常规，没有让他们进屋等候。刘思慕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却具有当特工的潜质，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他的警觉，也救了他们夫妻两人的性命。
他们立即离开了旅馆，在附近找了一家照相馆，给旅馆打了个电话，问陆独步回来没有。接电话的人说：“回来了，请你马上过来。”刘思慕夫妇更加警觉，他们没敢再去旅馆，悄悄地乘船回到了武昌。
为安全起见，刘思慕毁掉了胶卷和密件，并给上海的黄维祐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明说，只是暗示联系不上。
幸运地是上海方面得到消息，陆独步可能出事了。黄维祐立即通知刘思慕的妻子曾菀，组织上让他们赶紧撤离武昌，并发去“父亲病危”的假电报。
刘思慕夫妇决定分头撤离武昌，到上海会合。刘思慕以父亲病危为由向甘乃光请假，离开了武昌。几天后，曾菀也以父亲病危为由，带着三个孩子乘船前往上海。出于关心，甘乃光派人专门护送曾菀上船，并向码头警察出示了行营官衔的名片。
但狡猾的周养浩却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查出了刘思慕就是那个接头人。周养浩知道接头人在武昌行营工作后，因为这是军事重地，不能明查，只能暗访。刘思慕的离开，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此时只是怀疑，没有一点证据。当他听说刘的妻子曾菀带孩子离开武昌时，他认定那个接头人应该就是刘思慕。他又联想到华尔敦写的那封德文信件，刘曾留学德国，经过分析，周养浩判断，接头人就是刘思慕无疑。
周养浩立即派人在南京上船跟踪曾菀，同时向国民政府请示后，发出了缉拿刘思慕的通缉令。
曾菀到上海后住在与刘思慕会面的南京路东亚旅馆，特务就住在她隔壁，等着刘思慕的出现。陆海防去旅馆看望曾菀，特务以为陆海防就是刘思慕，陆被捕了。
戴笠亲自提审陆海防，大特务沈醉陪审。陆海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没扛住，他叛变了。在陆海防的配合下，戴笠逮捕了远东情报总部中国支部的负责人华尔敦，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
两天后，刘思慕到达上海，他来到会面地点东亚旅馆，刚走到门口，就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刘凭着故有的警觉，立即离开了旅馆，在朋友吴景崧家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刘思慕给黄维祐打了一个电话，了解情况后，立即去沧州饭店与家人会合。
苏州的风声越来越紧，刘思慕让妻子曾菀和三个孩子暂住苏州陈正飞的家中，自己一个人去了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
刘思慕没走几天，特务就找到了陈家。好在陈家提前听到消息，将曾菀转移了到了程其英在苏州的家中。在程的帮助下，曾菀带着孩子去了济南，程其英自己被特务抓住了。
刘思慕案发生后，郑介民大为震惊，他曾和刘谈过军统局的事情，这等于就是在给刘送情报，这事万万不能让戴笠知道。因此，郑介民对刘思慕案非常关心，经常打听案件进展情况，主动提供刘思慕同学熟人的信息，弄得刘在同学熟人家根本站不住脚。
郑介民指挥特务，前往太原杜任之家抓捕刘思慕，好在这时刘已去济南与妻子会合。郑扑了个空，碍于阎锡山的势力，又不敢把杜任之怎么样，只能草草收场。
刘思慕被逼得无路可走，在老朋友宋斐如的帮助下，带着一家人上了泰山，去投靠冯玉祥。
当时，冯玉祥正在泰山隐居，尽管保密措施做得很好，但刘思慕上山的消息还是被特务知道了。王平一也非等闲之辈，他知道冯玉祥是要人，脾气大，不是好惹的，不能硬来，派人围攻泰山，敲山震虎，逼刘思慕下山，他则在山下守株待兔。
几天后，济南警备司令部吴化文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来到了泰山脚下，把泰山四周的路口全部封锁。
吴化文曾是冯玉祥手下的勤务兵，是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后来投靠了韩复渠。吴化文知道事情后，感到事情很棘手，他不愿意与冯玉祥直接发生矛盾。因此，冯命令部队围而不攻，只是做做样子、摆摆架子。
王平一等了几天，见没什么动静，便亲自带人搜山。刘思慕夫妇害怕连累冯玉祥，就在冯卫队长的护送下经烟台，再乘船回到了广东老家。
一路上，刘思慕再次发挥了他故有的机警，一次次甩掉了特务，当他逃到广州后就消失了。
刘思慕的失踪，对郑介民、甘乃光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郑介民，特别是甘乃光，在这个案件上是有责任的，要是刘被抓住了，这两位都要受到牵连。刘思慕的失踪，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别人想借题发挥就很难，因此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1937年，刘思慕冒着通缉的危险，再次回到上海，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刘思慕转移到香港，以作家身份秘密为在港情报工作人员收集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刘思慕在上海任《新闻日报》总编辑，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文革期间，刘思慕受到严重摧残。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