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有三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大湾区的科创中心，这三个中心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具体来说有四个不同：
一是目标定位不同。北京是全国科学技术创新中心，重在发挥全国科教资源最密集的优势，发挥大院大所的优势，打造代表我国参与全球科学技术竞争的原始创新高地，即原始创新。上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它的重点是在用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来提升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的水平，扩大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大湾区的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发挥港澳的独特的国际化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优势，打造国际化创新的平台和网络，支撑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的治理体系。
二是主要任务不同。北京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更加重视原创，核心任务是用好大院大所和国有企业的创新资源。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更加突出影响力，更多的是全球影响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加突出协同，要与港澳共同建设落马洲河套、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这些创新特别合作区，共建广深港澳的科技创新走廊，共建产业园区和科技创新平台。
三是主体责任不同。北京、上海的科技创新中心都是单一主体、单一城市，由各地所在的行政部门负责建设。而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则是由大湾区领导小组领导，通过专责小组的这种方式推进。
四是技术条件不同。北京、上海的科教资源更为丰富，都有大院大所。两个地方集中了中科院半数以上的研究机构和教育部四成以上的直属高校，因而在创新链条前端共有优势。而大湾区的市场化机制更健全，民营经济更发达，产业配套更完善，科技成果运用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优势集中在创新链的后端。
硅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它有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即一级四化：本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基础设施一体化、创新发展集群化、产业分工协作化、和营商环境包容化。
以营商环境包容化为例，硅谷集中了全世界的智力资源，我们曾经去硅谷考察，在硅谷，光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有8000位毕业生。它有包容的环境，允许失败的容错机制。
从产业创新发展集群化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硅谷的历史。60年代他们培育了仙童这种半导体产业集群。80年代他们培育了苹果这种计算机产业集群，而进入新世纪，他们又培育了谷歌这种互联网产业集群。
技术设施一体化非常好理解，他们通过这种便捷的公路网、便捷的渠道构建了基础设施和信息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平台。 一级四化的特点，决定硅谷成为了全世界创新的高地。
就大湾区来说，也在积极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高地和科学技术创新的策源地。首先，大湾区有很好的基础，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基础。第二，有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的布局地、培育地。第三，大湾区有高端服务业、有现代服务业、有金融中心、会计、资讯提供支撑。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动“软连接”，就是制度对接、标准互认、治理协同。如果能有效地推动“软连接“，譬如说我们打通税制，就会吸引港澳的这种创新资源，甚至国际创新资源来大湾区就业、创业，集聚。
支撑一个地方创新发展的是创新生态，硅谷有很好的创新生态。大湾区也要向硅谷学习，要把各地的物理优势整合起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重要的是联通。让各地的资源整合、联通、发酵、纯化，形成一种创业生态。这也是我们的愿景，成为国际创新高地和国际科学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也就是可以界定成一个新的硅谷。
硅谷仅有科技研发、科技转化，大规模的量化生产和面向市场是欠缺的。但大湾区既可以做研发、也可以做转化、又可以做量产。所以大湾区应该比硅谷更有优势，市场空间更大，更有腹地支撑。一旦大湾区的创新生态形成了，它的加速度就会非常大。
第一是科学技术创新。就是以广深港澳科学技术创新走廊建设为核心，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前沿科学交叉研究平台和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所，从而开展高水平的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打造科学研究的高地，这是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工作。
第二是产业创新。要以现有的“9+2”城市群的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研发体系，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创新平台，推动大盘区的产业体系整体上面中高端。
第三是科技体制的创新。各种创新合作平台为先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动港澳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软连接“，使创新要素自由的流动。
第四是区域协同创新。以推动大城市群成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功能的创新共同体为目标，调整创新的空间布局，把科学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落到具体区域上，解决争夺人才项目设施资金的问题，推动各个城市在产业链创新链上合理布局分工。
第五是开放创新。要发挥港澳的国际化优势，深化科学技术创新合作，利用港澳这个平台，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同时推动我国融入全世界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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